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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不是降碳，“雙控”KPI的轉變
“十四五”是我國實現碳達峰的關鍵期、窗口期，也就是說2030年“碳達峰”前，按照量變引起質變，這五年就是核心關鍵，也為2060年“碳中和”前增加碳匯奠定基礎，是這個時代賦予我們這代人發心發愿做好事的絕佳機會。 能耗“雙控”向碳排“雙控”的轉變 2021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科學考核”，指出對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也既煤等化石能源作為原料使用）用能不納入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創造條件盡早實現能耗“雙控”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轉變，加快形成減污降碳的激勵約束機制 減碳，能否依然沿用多年來的能耗“雙控”指標？ 首先，節能并不等同于減碳，同樣的能源消耗既可以是高碳的也可以是低碳甚至零碳的，我們的目標是在保證必要能源供應的前提下通過調整能源結構，用低碳或者零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逐步降低碳的含量。 其次，能耗總量和強度控制到底是用什么辦法來處理比較好，是用行政性的辦法還是用市場的辦法。在這種情景下能耗雙控指標實際上是一個成本控制的問題，因為包括能源在內的投入品到底如何用、用多少，只有作為當事人的企業才有可能搞清楚做出正確決策，政府在宏觀層面是很難把握得住的。舉例來說，由泰正能源提供的正能效分布式光伏整體解決方案（光伏電站的咨詢策劃、手續辦理、EPC和運維），光伏所發電力成本已經相當低了，如果能源消耗類企業用這類綠電生產一種高技術含量附加價值的產品，它即便能耗高一點，但因為產生的效益更好，算總賬還是合算的。 1 節能非減碳 // 十四五“減污降碳”協同治理 為啥“減污”“降碳”這倆硬抓手要協同？ 其實看中國生態環境問題，本質上就是高碳能源結構 + 高能耗、高碳產業結構兩個問題，污染物往往與二氧化碳排放呈現顯著同根同源性。研究表明，中國主要大氣污染物排放源中，幾乎所有SO2和NOx排放源，50%左右的VOCs和85%左右的一次PM2.5（不含揚塵）排放源，都與二氧化碳排放源高度一致 減污降碳協同增效首先要靠綠色技術來發展，再靠生態系統的增匯來求得碳中和 作為工業、建筑、交通、居民四大耗能領域，對于工業之制造業來講，節能和高效用能的技術思路下，在設備節能、技術節能和管理節能潛力不大時，以此倒逼產業結構調整和工藝提升，以此讓更多產品貼上“碳中和”標簽。 2 可再生能源牽頭多能互補 源頭的清潔化和低碳化使用是有效手段 我國工程院院士郝吉明認為，隨著污染治理的深入，我國污染物減排的空間逐漸收窄，末端治理的減排難度日益增大，必須尋求新路徑、新方式推動污染物的減排。根據清華大學的情景研究，按照過去的末端治理方式，即使加嚴到最嚴的末端治理手段，細顆粒物（PM2.5）濃度預計只能達到15-25微克每立方米左右，難以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導值，因此只有通過與降碳協同才有可能達到目標。 作為耗能企業來講，煤炭這個我國的獨特優勢最好給后代子孫去智慧的利用哈，因地制宜也既在主力能源基礎上“宜光、宜風、宜生物質（農林和垃圾）、宜地熱”輔之以“儲能”，首先是降本來增效，其次以有限“碳配額”獲得更多的產能 3 綜合能源服務 // 重資產資金哪兒來 資金，產品和服務的提供需要重資產投入，收益率是目標，這個目標的底線是安全，自然有明確的資金投向 政策和資本市場助推，缺一不可，比如光伏下游電站類，能被資本和政策雙主推，離不開上下游的裝備和技術的篤定，離不開自身產業定位——就是綠色發電的簡單痛點 任何產品或服務，都要依止下游市場的需求為導向—— 舉例生物質（農林）發電廠，能夠賺錢的，多是坐落在工業園區內，拿到了蒸汽特許經營權，也既熱電聯產將是被資本認可的前提 任何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要重視上游原料的把控力—— 舉例生物質（農林）發電廠，能夠賺錢的，基本待壟斷了當地的秸稈資源 任何產品和服務的提供，生產工藝和裝備的成熟至關重要—— 科技成果轉化需要走出實驗室后的中試，還待需要示范落地運行才得以資本助力，再如生物質（農林）發電廠，在需求端能發電、制氣、有機肥等，工藝技術上又有焚燒、裂解、氣化等，最終導致各環節裝備和技術研發投入不聚焦，更多停留在傳統燃煤鍋爐改造上 資本的助推，是高科技產品和服務大力發展的根本。光伏作為最具場景化的成熟產品，“光伏+”、“+光伏”需要更多創新，以研發和科技成果轉化的“增效”來降本，不單單如農光互補的簡單疊加… |
